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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五)
来源:《认识倪柝声》   作者:李健安博士
 

文章名: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五) 倪氏的基督论与圣经论(终结)
原作者:李健安博士



基督一元论 

    基督一元论是倪柝声的著作《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中的显着教导。一元论(monism)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立场,它诉诸于「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以解释经历中的一切多元性。」应用在倪氏所教导的「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上,我们可以把他的基督一元论归类为本质上的一元论:「此观点认为,只有一种本质存在,所有多元性终极上都是不其实的。」 

    倪氏根据四福音书中各种「我是」的经文发展出他的基督一元论。根据他的教导,除了基督以外,基督徒不需要任何其它事物,也不应向神祈求任何其它事物。由于基督徒所需的一切就是基督本身,因此,在「第二次救恩」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基督为一切属灵的事物。在基督教里,基督就是「一切的存有」。当他教导基督一元论时,他的教导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不行动」倾向。倪氏声称,「当你触摸的是基督时,你就触摸了生命;然而,当你触摸的是行为时,你必定会死。因为这是你所作的,所以结局是死。」这对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和属灵事奉产生一种很重要的影响。他可能会处在一种不断自我省察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否是寻求基督还是事物。另一方面,由于相信他所需要的只是等候基督,因此,他可能完全静止。当这被极端化时,就产生了寂静主义。倪氏在同一本书中也指出:「当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就会意识到一切只靠基督。我们的活跃是不重要的。我们必须学习安静;学习等候主。」这种影响的源头可能可以追溯到盖恩夫人。这种思想的另一种危机就是,它可能至终引致神秘主义。 

倪氏的基督徒灵命教导 

基督徒与世界 

    根据倪氏的教导,世界乃是与神对立的。这是一个撒但在背后掌权的系统化体制。必须强调的是,倪氏除了教导金钱本质上邪恶以外,其它所有构成这世界的文化、商业和经济活动都不被视为在本质上是邪恶的。然而,这些活动是撒但用以诱惑基督徒的网罗,以诱导他们进入他的世界系统,然后奴役他们。这个世界在功能上是邪恶的,本质上,却不邪恶。因此,Paul Siu 指倪氏教导世界本质上是邪恶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过,由于世界整体上已被定罪,因此,基督徒必须被拯救脱离这个世界。被拯救脱离世界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我们必须成为世界的光。 

    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倪氏的基督徒与世界敌对的观念基本上源自他的伦理宗教二元论。第二,这是他的寓意释经法和时代主义末世论的结果。倪氏相信撒但与神为敌,因此很自然就主张基督徒应该与世界隔离,并且切断所有与世界的联系。此外,基督徒虽然是世界的光,但这光是福音之光,局限于向世界传扬基督。他的伦理宗教二元论教导「基督的世界」与「撒但的世界」之间的两极分化,把基督的主权只局限于生命中一个范围,至于基督徒对世界的责任,因他所持的观念是一种相当被动和「属灵」的观点,就把此责任局限于传福音,因此,倪氏从未教导文化使命。他的非历史性寓意释经法,加上他的灾前被提派的前千禧年论,强化了他对世界和文化的消极态度。在倪柝声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探索着新的社会重建方向,这些社会政治趋势可能加强了倪氏的前千禧年论的悲观主义,对文化和政治抱着消极的态度。当时似乎存在着一个藉口,为中国和一九二O年代的美国两造的基督徒抽离政治和社会关怀作出辩解。George Marsden 指出,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论者对这方面的参与缺乏兴趣的理由很多。Marsden 提出了好几点,其中有四点较恰当地应用在倪氏身上:l) 一种新的强调,主张以圣灵为导向的圣洁,引致前千禧年运动中较为「个人化」的基督教观点。圣灵在个体的心中工作,并且基本上是透过个人经历认识圣灵的工作。社会行动被视为属于私人行动的范围; 2) 基督徒应该避开所有政治行动,因为撒但掌管这个时代和其政府; (注:值得一提的是,Marsden 在此指出,除了重洗派信徒之外,很少前千禧年派和圣洁派的布道家相信此立场。不过,在倪氏的例子中,这的确是他避开政治参与的一个有根据的理由。) 3)强调传福音和前千禧年论的优先性;以及 4) 对自由派神学的强烈反应,因认为自由派神学与一九二○年代的社会福音是同流合污的。保守的福音派认为,社会福音的威胁不在于它所强调的社会关怀本身,而是它单单强调社会关怀,以致福音信息本身似乎已经失去适切性了。对文化和政治的这种悲观看法严重影响了华人基督徒。他们一般上对文化和政治持有相当消极的态度,视它们为邪恶或属撒但的。他们的人生观也是以来世为导向,把盼望和目标放在未来。华人教会整体上并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关怀和社会课题,更毋论社会改革。这种消极的观点大部份可以追溯到倪氏极具说服力的劝勉,而这是他的二元论的必然结果。他透过「不要爱世界」这个口号非常有效地传扬了这种思想。 

圣灵与实体 

    倪氏的圣灵与实体的教导或许最能说明他被二元论影响的事实。在他的思想中,本质与现象之间肯定有差异。在所有属灵事件的背后,存在着其实体。只有圣灵才能够透过启示和管治带领我们进入所有属灵的实体。 这种教导的危机在于:它使所有属灵事件和事物沦为幻觉。由于我们所看见的事物并不是真实及存有的,因此,它们在「属灵上」并非真实的。它们没有属灵价值。我们需要圣灵透过启示和管治所赐予的教导和引导,才能使任何属灵事件或事物活现的这种观点肯定会引致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经常造成「正典中的正典」,而若被野心勃勃的领袖利用时,必将招致许多可怕的结果。 

倪氏的圣经论 

    若说倪柝声是一位高举圣经的人,不算是言过其实。他完全认同更正教的新旧约六十六卷书。此外,他也坚信圣经的无误与可靠性。 

    但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是倪氏的启示观。倪氏相信一次默示、多次启示。圣经的作者受圣灵的默示,而我们基督徒则在读经时接受启示。只有在启示时,神才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他曾说过的话。这种启示观在福音派当中是相当不寻常的。亨利(Carl Henry)认为,「倪氏没有严谨地区分光照和启示。」由于倪氏的用词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认为倪氏给「默示」和「启示」所下的定义本身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其正的问题有二。倪氏的二元论认为圣经的每个字背后都有一个特定的灵,这种观念意味着,若要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属灵人的灵必须出来,并触摸圣经的灵。他的三元论成为了一种人为的架构凌驾于他的圣经论之上。因此,我们只能透过灵和生命阅读圣经。只有「生命查经」的研经法才是可以被接纳和有益的。故此,他的体系里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即忽视圣经经文的历史特性。他以抽离经文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 

    第二,诚如亨利所正确地指出的,「倪氏把个人经历高举至一种动性的中心位置,使启示的客观性居次。」因此,主观主义是另一个真正的问题。林荣洪也看见此问题。他说:「圣经好像一块踏脚石,引进神的启示去。。倪氏为要高举主观启示地位,便把圣经里面客观真理的价值贬低了。从此,圣经不再是衡量他的亮光的标准。」 因此,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话语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适用。怪不得倪氏这位重视圣经的人会偏离此基础,而还以为自己仍在此基础上建构他的神学。 

结论 
    诚如亨利所说:「一位直接或间接创立七百间教会的人是不容忽视。」在华人教会历史上,没有一位基督徒有倪柝声如此辉煌的成就,或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倘若孔子和正统儒家思想塑造了华人的思想模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说倪柝声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模式。他的神学教导和他所独创的那一套属灵词汇几乎成了所有中外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方式。与倪氏有血脉之亲的华族对他的感情犹为强烈。当我们知道这位世界所不配有的(来十一38)神的忠仆已经打完了那美好的仗,被主伸出欢迎的膀臂接回天家时,这种感觉就会被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触深化。 

    我们虽然很难把一位神学家和他的神学分开,然而,华人教会必须抽离对倪柝声的个人敬意和挚爱,以便能够客观地评估倪氏的神学贡献,包括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倪柝声生于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正致力于挣脱一千年来王朝统治、传统主义和迷信的枷锁,以接受现代式的政府、文明与意识形态。在这期间,新旧的人物和系统之间产生了非常实在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但彰显于政治,更彰显于文化、经济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当时,人人都在探索新方向。中国的教会也不例外。她正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关系定位。对内,她面对着与自己的同胞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并被迫选择她的立场。中国教会与国外的关系与她在国内的关系息息相关。由于基督教被指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因此,她与西方及宣教差会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义。倪柝声在这种艰难的时局中兴起成为领袖,提供了教会一个行得通的选择,虽然这选择或许不一定合乎圣经。在倪氏的教导中,有四方面特别重要,也是他对中国教会的正面贡献,因为它们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处境。 

    这四方面中的其中两方面属于观念层次,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其实际的应用。首先,他强调三自精神,即,自治、自养、自传。这使地方教会在行政和经济上独立于西方教会。第二,他所教导的「信徒皆祭司」这观念使中国的基督徒能够预备好面对即将来临的共产政权,因为共产党上台以后,几乎所有西方宣教士都被逐离中国。中国基督徒之所以能够经过如此激烈的政治转变,并承受逼迫,显明了倪柝声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殉道使他的神学成了一有血有肉的神学,并激励了中国基督徒的士气。 

    倪氏的另外两方面贡献属于较实用的层面,但这不表示它们与前面两者毫无关系。这两项贡献是他所强调的培训课程和地方教会所发明的「移民布道」法。他在上海和鼓岭山的训练场地(他用药剂生意的收入购置了这个训练场所)为同工举办的特别大会和培训会,有时为期好几个月。在这些漫长培训会里,他分享和宣扬了他的异象和信念,此外,也提供实际的训练,如讲道学。这些大会的与会者成了他的忠心追随者,热诚地四处宣扬地方教会的信仰。倪氏于一九四八年,中国落入共产政权的前一年在福州的桂林举办了同工训练会,期间传讲了五十堂的基本课程系列,成了极大的帮助。同年二月,李常受和其他同工到南台访问倪柝声,随后展开了「移民布道」法。这两方面 -- 对培训的强调和布道的新方法 -- 成了实际的途径,强化并有效地实践了他的三自精神中的第三个精神,即自传。此外,也实践了他的「人人皆祭司」的教导。 除了神以外,有谁能够预见到中国教会即将失去公开敬拜的自由,而教会领袖也将失去接受正规神学训练的机会?神主权之手在背后掌管着一切。他使用倪柝声和其他人作为工具,预备和装备中国教会进入一个充满敌意和新时代,并对之发出挑战。在那些日子里,中国切断了对西方教会的依赖。她必须单靠神。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倪柝声的神学有一个严重的弱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显示中国需要一位救主:作为不但能够满足她的属灵空虚的救主,也是能够指引她,让她找到所迫切需要的新方向,以便重建社会。政治的无能、古老的传统价值,以及文化的辉煌只能引向一个死胡同,并且也失去了它们所有的魅力和力量,无法支持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倪柝声所传讲的神不属于中国。他是那超然者,对世界所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兴趣。倪氏的希腊二元论、时代主义末世论和寓意释经法使他的神学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他世」和「来世」色彩,致使基督教在一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眼中视为不切实际。 

    倪柝声虽然成功实践了三自原则,不过,诚如赵天恩所正确指出的,他却未完全脱离西方教会。(注:根据 Jonathan Chao 的评估,倪氏和他的同代虽然成功建立了一些独立教会,然而,他们的本色化努力却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处理中国文化和国家的课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发展一套本色化的神学。)他的神学基本上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只不过作了一些本色化的修饰。他的华族伦理实用主义帮助他把西方的神学原料倒入中国的模具里。回顾历史时,我们可能会如此说:「若倪柝声不被所面对之影响力所影响,而是受到更合乎圣经的神学影响,以他的魅力和智慧聪颖,中国教会史可能要改写。」然而,这只不过显明了影响力在一个人的神学建构过程中有多么重要。我们深信神永远掌权,因此相信他必有其美意。 

    从整体来评估,倪柝声的神学属于福音派传统的范围内。他毫无保留地认同圣经的无误性和可靠性。他也教导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死与复活是倪氏在其事奉生涯中所最多传讲的主题。他强调基督的中心性,本应该使他的神学获得正确的焦点和方向。然而,因着过份强调他的基督一元论,他的许多努力因之黯然失色。 

    因他把三元论高举为他的神学透视,造成了他的许多神学偏差。他整体的寓意释经法,加上强烈的灵意化倾向,产生了倪氏的属灵神学,而这属灵神学有一股强烈的寂静主义和神秘主义味道。倪氏虽然不鼓励不断自我省思,但在他的神学中却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属灵生命的培养成了一个不离进行自我心理分析的过程。如本论文所示,他的神学的另一个严重缺点在于他把世界二元分化为基督和撒但的世界。因此,他把神的主权和能力局限于灵界。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基督徒生活的所有层面(除了属灵层面以外)都与属灵人相反。因此,受到倪氏神学影响的基督徒主动放弃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中宣告基督的主权性。这种「不要爱世界」的观念在许多华人基督徒的思想中造成破坏。因此,华人基督徒有一种普遍消极的人生观。只有在未来,即来世中才有盼望。 

    倪氏的应用教会论代表了他的神学中另一种严重弱点。只有深入地研究后,才能提出公平的判断和评估。不过,从历史的观察和其他研究员的研究中,我认为作出一些评论是恰当的。他的应用教会论是最具争议性及造成最多分裂的。地方教会在它们自己和其它所有教会之间筑了一道很高的围墙-- 一道他们宣称要以他们的教会论推翻的围墙。让我引述唐崇荣的话:「地方教会以宗派主义的精神反对宗派,因而形成了它们自己是最排他的宗派。」 

    最后,让我们再次引述亨利之言:「被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监狱书信深深吸引的那一代千万别忘了共产党劳改营中的基督徒殉道者。他们可能在技术性神学的某一些细节中有所不足,但在实际门徒生活上,他们却有许多方面可以作我们的导师。」神兴起了倪柝声,帮助预备和装备中国基督徒进入和挑战一个崭新的敌对时代。让神按着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处境和时代的需要来评估他在神面前的角色吧!我们的神是历史的神。倪柝声会犯错,但神绝不。愿他的名永被称颂,阿们!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一)倪氏神学体系背后的总原则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二)倪氏的神学方法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三)倪氏的人论教导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四)应用救赎论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五)基督论与圣经论(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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