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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来源:豆瓣网   作者:天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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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启示神创造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一点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但是自亚当夏娃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后,人类日益堕落,罪即入了世界。人类与真理愈来愈远,逐渐被罪性捆绑,过着痛苦悲惨的生活。直到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真理与救赎。使人类因信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得以认识真理,获得自由!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人在接受真理后可以获得新生,成为新天新地里的新人,从而在肉体生命结束后灵魂得以进入天国。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最后的审判,审判的内容就是看你是否认识并接受真理,摆脱自私自利的罪性,活出圣洁的神的形象。而那些没有认识且不接受真理的人,自由对他们来讲就是在属世世界中巧取豪夺的自由,就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罪人不喜欢天堂里的自由,那对他们来讲太无趣了,他们喜欢地狱里的自由,所以最后的审判很公正,他们会去地狱继续享受他们的自由。这些都是人的灵在犯罪堕落后自由被捆绑的结果。

      看来自由还有点儿意思,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自由是上帝(即神)赋予人类按照道德良知行事的内心意念和行动力,也称自由意志。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力,不是某个人或组织或法律制度赐予的权力。自由是人类实现生命意义的关键要素,它对人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生命对人的价值。也即是说我们最终面对上帝的审判不是以年龄的长短来衡量,而是以是否明白了真理,获得了自由来衡量。所以帕特里克·亨利讲,“不自由,毋宁死。”这是真正理解了自由之意的人才会讲的话。有人可能会说,自由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吗,怎么又要去努力获得呢?也许人类在伊甸园时享有真正的自由吧,自从人类始祖犯了原罪后,罪性就借着人类的肉体情欲潜入了这个世界。世人在属世世界中不断受着肉体情欲的折磨,最终不得不沦为罪的奴隶,所以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失去了自由。说难听点,失去了自由的人就不能称之为人,而是行尸走肉。但圣经还给人一点尊严,被称为罪人,意思是犯了罪的人自由是被罪捆绑的,因此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向着圣洁慈爱的自由选择,也无力选择。很多人对此不解,我们不是很自由吗?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是对自由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正如犹太人对此的不解一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真理使你们必得以自由’呢?”(约翰福音8:33)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这里所讲的自由是指形而上的良心自由(属灵自由),而非形而下的行为自由(属世自由)。因为有了良心自由我们才能面对上帝的审判,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失去良心自由,人类就像动物一样四处乱跑,动物是觅食,人类是逐利,你说人不是动物是什么?动物没有灵魂,无须死后接受审判,人却不同,人有灵魂,具有思维意识,可以思考问题,人的良知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所以人最终要接受审判,根据人的良心和行为决定人能否进入更高的生命境界。极少数人可以通过悟道认识真理,获得自由,进而达到很高的生命境界。绝大多数人很少有认识真理的机会,即使有机会接触到真理也因为不能理解其中的属灵深义,而与真理无缘,自然也不可能获得自由。因为经上启示说唯有圣灵来了,唯有圣灵的浇灌才能使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才能真正认识真理,从而信靠基督而重获自由。

      自由我们通常也称为个人自由意志,它包括良心自由和行为自由。良心自由是主,行为自由居次。良心自由统领行为自由,没有良心自由就没有行为自由,有人不以为然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良心被捆绑,当人良心不自由时,他的行为就会昏聩无知,懦弱狡黠,怨毒残暴。正如美国建国者所言:“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当人们从昏聩中清醒,发现自己的行为也已经不自由时,专制主义已经做大成势,这时的人已经坐上贼船,悔之晚矣。因此,基督徒明白保守良心自由比保护生命更重要。

      良心是属灵世界的事物,它来自于神,可以唤醒人自身的属神创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人类起初具有良心自由,这良心自由不是因为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不认识恶,出于简单纯朴的良心而行事为人。随着年龄日长,随着肉体情欲的不断侵扰,简朴的良心开始受到考验,有的人保守住了几分良心,但仍会犯罪,犯一条无论或大或小的罪都是无法达到神圣的那个要求的,唯有信靠神才能解决。而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经受住私欲的诱惑丢弃了良心,行为偏离正道,最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随波逐流,一路狂奔地狱,等待他们的唯有神公义的审判!“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提摩太前书1:19)人在不认识真理时,人的行为是很难始终如一,不偏不离的。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的良心泯灭,行为错乱。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情形尤其多见,原因就在于不认识真理的情形下良心失去自由,行为也随之失去自由。良心自由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保守良心自由呢?认识真理是唯一途径,正如基督所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基督讲祂就是真理。基督为什么能自称为真理,祂不就出身一木匠吗?又没读过什么书,为什么就能使历史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有数以亿计不分种族、民族、性别、阶级、贫富的人敬拜祂?答案无他,因为祂是为人类送来真理的救世主,不论是叫耶稣也好、基督也好、弥赛亚也好,尔萨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名字,祂都是为了带给人真理,指给人道路,赐给人生命。真理在祂身上变成了活生生的实在。基督曾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人类从基督那里获得的就是分辨善恶、区分真实与虚假的无亏的良心和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理性,由此人类才有了获得自由的能力。在《基督教启蒙读物——最后的争战》一书中第六章“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专门介绍了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思想来自于基督信仰,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来自于基督信仰,普选制、议会制、总统制等政治制度来自于基督信仰,三权分立原则、政教分离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法政原则都来自于基督信仰;普世教育、公立教育、幼儿教育、分级教育、大学教育、特殊教育等教育制度来自于基督信仰,自由市场经济来自于基督信仰,人类四次科学革命都是在基督教国家由基督徒科学家发起并完成的;医院、孤儿院、敬老院、盲聋哑学校、红十字会等人道慈善机构无一不是来自于基督信仰,全世界的人无不受益于基督的恩典。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懂得,我们今天能过上这样自由的生活,根本不是专制主义统治者的恩赐,也不是人类单靠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救恩,使人类得以认识真理,且得自由与祝福。真理若非以人的样式降临人间,若非以福音的形式流传于世,完全意义上的真理就不可能存在于世,人类就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自由。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基督的救恩到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和兴旺。相反,在缺少基督信仰的地方,愚昧和野蛮就成了那里的真理。在伪理的长期统治下,很多人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理。出于肉体情欲和世俗理性,奴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生活在邪恶社会里的人心。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奴性意识中轻慢着生命,生命对他们来讲就是吃穿享乐,在罪的捆绑中日益堕落。在《基督教启蒙读物——最后的争战》一开篇就写到,“假如没有那个人,今天男人的生活可能还是头上扎着辫子下地干活或上京赶考,女人依然裹着小脚在为做妻做妾的命运发愁;假如没有那个人,我们的男孩还在读着四书五经,女孩还不准上学读书;假如没有那个人,我们还不知有电,更不用说电器;假如没有那个人,我们还在思考忠君报国,而不知何为民主法治;假如没有那个人,我们还在迷茫中摸索,生命对我们没有意义。”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正如阿尔文•施密特所说:“今天,很多诋毁基督教的人也许不相信或没有意识到,倘若没有基督教,他们将不会拥有他们现在所喜爱的自由。”[2]自由如此重要,那么决定自由的真理岂不是更加重要吗?人类不认识真理,只因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5)

      真理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且还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命从祂而来,越接近真理,人的生命越丰盛,人越具有智慧。反之,越远离真理,人的生命就越微弱,人越被愚昧所辖。世间越是机械的、教条的、保守的思想越是缺少生命远离真理的思想,越是活泼的、灵活的、自由的思想越是充满生命接近真理的思想。所以人唯有真正找到真理,人的生命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就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的道理。当人能完全认识并理解真理后,人就会持有纯正信仰和自然理性,这时的人不论良心上还是行为上都具有完全的自由。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真实的情况是,人总是因为良心的弱小和肉体情欲的旺盛而难以真正完全认识和理解真理,所以人类只能无限趋向于真理,而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真理。

      真理是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良心如果像一道微弱的光,那么真理就是如太阳般的大光。这正如真理的基督所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12:46)越接近真理的人,不但自身获得的自由越大,而且由内而外发出的光也越强。相反,越远离真理的人不但获得的自由越小,而且就是自身良心具有的那点光也可能会失去。

      自由是自主控制生命的一种状态,人只有在认识真理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自主掌控自己的生命。在世人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真理时,人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弱小的良心。良心指引着世人为了获得自由而在黑暗中不断寻找真理。良心如果没了,人的内心将会是何等的黑暗啊!“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6:23)而真理犹如暗夜中的星辰,教给人如何获得自由并找到回归天家的道路,真到见到创造宇宙天地万物那位荣耀的上帝。因为良心来自于真理,所以良心对真理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并始终指引人类去追求真理。

      良心是属灵世界的事物,它虽然弱小,但却来自真理。它与真理具有相同的属性,人类要想找到真理获得自由只有依靠它做指路的向导。“良心是可靠的向导。”[3]“良心是‘人与上帝关系的依托’,是‘人的信仰之根’,决定并支配着人生一切活动,包括领会和应用自然法。”[4]因为人的良心是属灵世界的事物,所以人首先会在属灵世界中寻找真理。人类为此创造出宗教这门学问,其外在表现就是宗教信仰。当人良心自由时,这良心会指示人依着朴实善良的本心去认识真理。古往今来,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所有善良的人都会相信有一位至高全能至善的上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的良心就是告诉人有这样一位存在,祂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比如中国老百姓从古至今都心藏一位老天爷,谁也没见过,但是人们就是相信有。中国人常讲“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不会做也不愿做昧良心的事。因为良心是属灵世界的事物,所以想通过属世世界的手段予以改变是行不通的。在信仰自由成为普世价值观之前,古今中外的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对民众的宗教信仰多次给予无情打压,从古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到我朝文革对所有宗教的逼迫,但是这些行为都无法阻断人类良心对真理的渴望和回归,一旦风平浪静,宗教信仰又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土壤。虽然短时间通过禁止人们读书或只能读指定的书来禁锢或愚昧人们的思想,但是从长远来看,人的良心不知何时就会悄然唤醒人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其实这仍是圣灵在普世运行的结果),引导人去寻找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本能就是来自于人类良心深处的信仰之根,也是良心来自于真理的证明。就如大卫休谟所说,你给人讲有一位上帝,人们都会相信。

      因为良心不像真理那般强大,具有普世性。相反良心很弱小,只具有个体性;良心不像真理那般广阔,真理可以造益千千万万的人,而良心只能造益一个人;良心不像真理那样高远,可以通过福音传播到大地的四极,而良心只能存在于一个人的心里,所以单凭良心寻求真理真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正因为良心的弱小,人的行为总是容易受肉体情欲和世俗理性的困扰而无法真正认识真理。当良心经常受到肉体情欲和世俗理性的诱导而变得不自由时,世人的宗教信仰总是会受人误导,让人们迷信偶像,敬拜活人,大搞宗教仪式,并为此创造出一门害死人不偿命的神学。这门神学除了带个“神”字外,没有一样是属神的。除神学的名字外还有道学、佛学、经学等等名称,表面看都是引导人认识更高境界的神佛圣的形而上的学问,实际上尽是些死人的骨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23:27)这些神学捆绑人的良心,束缚人的理性,让人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良心自由,也失去行为自由,沦为宗教迷信的傀儡。而那些原本为追求更高属灵生命境界的宗教也因为这些神学而沦落为民间术数或宗教迷信,如充满理性之光的道教竟沦落为底层世界的术数,林语堂曾言:“道教的历史是很奇怪的。从老子智慧的高峰降到民间道教的神秘学、法术、驱邪逐鬼,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退化的这样厉害。”[5]而佛教本是一门教人认识纯正信仰的宗教,而今也成为教人消极避世或有求必应的宗教迷信。正如熊十力曾讲佛学是“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东方的宗教如此,西方的宗教也没好到哪儿去。基督教自打神学反噬哲学以来,不思基督福音里蕴含的真理性,而总是要么讨论一些如“三位是如何成为一体的?”、“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跳舞?”一类的非理性问题,要么总是做着神迹奇事的见证,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上帝的全能和存在。人类由于良心自由而创造了宗教,又由于良心不自由而将宗教变成了迷信。宗教迷信必然导致人的行为不自由,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6]良心不自由导致行为不自由,反过来行为不自由又加剧了良心不自由,这是一种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似是无解的逻辑难题,但是有时人的良心又每每在不知何时通过某人会突然爆发出神性一般的力量(其实这仍是圣灵在普世运行的结果),对宗教里的迷信予以纠正。如基督教史上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等,都是个别人良心里来源于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大爆发(其实历史也是由上帝掌管,圣灵在其中运行作工),对宗教中的迷信给予的纠正,使被罪性捆绑的人类重新认识了真理,获得了自由。但是由于良心所具有的个体性,这种自由又随着良心觉醒者的逝去而再次丢失。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反反复复中摸索前进,自由的时候少,不自由的时候多。人类何时能够真正彻底认识真理,归信真理,人类才能永久地获得自由。

      因为人类是属灵和属世两个世界的结合体,所以良心不单会让人在属灵世界中寻找真理,也会让人在属世世界中寻找真理。人类在属世世界为寻求真理创造出哲学这门学问,其外在表现就是哲学理性。人在良心自由的时候,可以运用哲学理性思辨发现自然理性。这在古希腊哲学中体现地尤为明显。苏格拉底经过长期的思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7]苏格拉底这里讲的善就已经接近于真理,难怪查士丁称其为“基督诞生之前的基督徒”,单就追求真理的角度而言这话很有道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也认为宇宙间有某种公理存在,亦即所谓“神明的律法”。由于此一神明律法是建立在亘古长存的人类理性与宇宙理性之上,因此不会随时空而改变。斯多葛学派的宇宙公理与苏格拉底的“善”同出一辙。后世的古希腊哲学家和古罗马哲学家更是有机会直接认识真理。他们将基督信仰与哲学理性结合起来,建立基督教哲学,真正将真理的两面性加以研究和传播。著名的信仰虔诚的哲学家有使徒保罗、殉道士查士丁、亚历山大教理问答学校校长克莱门特、奇异博士罗吉尔·培根、无敌博士奥卡姆、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伊拉斯谟,以及哲学家霍布斯、斯宾诺莎、约翰·洛克等人。这些人无一不是人类历史上鼎鼎大名、厥功至伟的哲人。世人皆以为信仰主要是宗教界的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哲学家才是真正走在前面的人。人类历史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不断地向前推进。

      但是当良心不自由时,哲学总会受到世俗理性的侵扰而陷入怀疑主义或机械主义的泥潭。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开始,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自然哲学,再到近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哲学不是陷入怀疑主义,就是变成了一门枯燥乏味的学问。古希腊人讲的“爱智慧”,苏格拉底追求的“善”,柏拉图讲的“惊奇”在今天的哲学里很难觅得其影。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衰落,到今天近现代哲学的衰落都充分说明一点,良心的不自由会导致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下降,以至于无法领会自然理性的高度,只能在低层的世俗理性徘徊。世俗理性也在寻找真理,但是由于出发点就是谬误,所以它不是将真理变成了偶像,就是变成了制度或者法律,即使美其名曰拜真理,其实也是将伪理变成真理在拜。康德的左一个批判,右一个批判,批来批去不过就是对人类的世俗理性进行批判。世俗理性是在人的良心不自由的情形下受肉体私欲影响产生的错误主观认知,它使人对世界、人类及真理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在其控制下的哲学难免总会陷入怀疑主义的漩涡或机械主义的泥潭。

      虽然哲学受世俗理性的影响远离了自由,但是相较神学而言,哲学里的理性之光始终在熠熠生辉。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进步几乎都是哲学(科学)家在努力地推动。而那些愚昧无知的神学家们只知道妄谈什么“哲学是神学婢女”的胡话,而对真理之中的理性之光毫无所见,甚至是故意置之不理或加以排斥。约翰·洛克在《基督教的合理性》里的话如警钟长鸣,历久弥新,信徒们“把自己置于祭司的手中,但祭司给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对上帝的错误观念。崇拜时就随他们高兴,用愚蠢的仪式;可怕的或狡诈的事一旦开始,虔诚的献身就使之变得神圣,宗教就成了一成不变的。在这种对于真正上帝的黑暗无知中,邪恶和迷信就掌握了世界,得不到理性的帮助和来自理性的希望,无法听见理性的声音,而且被认为与信仰的问题无所相干;祭司们,为了保障他们的帝国,就把理性驱逐出他们关于宗教的任何事务中。在种种错误的观念和虚构的仪式中,世人几乎丧失了对于唯一真正上帝的认识。”[8]今日世界的宗教就是因为不明白真理的内涵,被愚蠢的教条神学逼迫到了迷信的边缘。

      今日世界宗教和哲学的衰落导致人类无限地亲近和相信科学,致使唯物主义、无神论、科学至上等观点甚嚣尘上。这种境况使人类对属灵世界陷入一种完全无知之中,也使人的良心陷入彻底不自由。当世人因为不相信神而良心泯灭时,只能依靠理性生活。理性是人的意识里对最有利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主观认知,当人具有纯正信仰时,人自然具有理性,这就是自然理性。人失去了良心,人就会变得丧失理性(自然理性),“若人的良心堕落,……他的理性也必会变得昏暗、扭曲、匮乏。”[9]这时的人不认识真理,肉体受到罪性的诱惑,良知受遮蔽,理性被蒙昧,人这时候表面上看吃喝玩乐自由得很,其实人这时候是被罪性捆绑的,就像柏拉图洞穴囚徒的比喻一样,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把真当作假,把假当作真。结果就是永远被罪捆绑,永远没有认识真理的那天。在世俗理性的控制下,人们总是将伪理当作真理。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功名利禄苦中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千里做官只为财”等等,这些都是世俗理性在人们头脑中灌输的伪理。但是正是这些伪理误导中国人将智慧当作愚痴,将诡诈当成聪明。中华民族在世俗理性的误导下走了两千多年的歪路,至今依然不见有所觉悟。

      正如前文所述,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凭的是一颗良心,如果良心不自由,人就会沦为罪的奴隶,不但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来自于真理,真理是生命之源,找不到真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保守好自己的良心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经上所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人唯有保守好自己的良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自由是良心对真理产生正确认知后的状态,它反映出发自内心深处的平安和喜乐。没有认识真理的人无法体会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正确认识真理后才能产生并能够使人在现实生活中活出自由,这种自由既包括良心上的自由也包括行为上的自由。在自由的状态下,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进而在采取行动前会考虑使用正确的方法。比如在经济方面,一定是以造福人群为目的地创造价值;在教育方面,一定是鼓励、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在政治方面,一定是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地履行自己的管家职能;在科技方面,一定是以方便生活、节能增效为目的地创造发明等。当人采取正确方法做事时,人的内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平安喜乐。这就是真理给人以自由的主观心理反映,也就是耶稣所讲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8:32)

      但是当人的良心感到不自由时,一定是对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以及真理的内涵产生误解。由此导致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出现偏差,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世俗理性(或称伪理性)主导了人的思想意识,造成连锁性的错误行为。而且因为“当局者迷”的缘故,难以发现自身习以为常的错谬,只能是一步步地走向毁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自身的一大悲剧。我们看到在经济领域,因为对真理的无知,人类破坏性地开发资源,污染环境,恶意地投机炒作,甚至为了逐利而生产对人体有害的产品。这些人以为金钱可以让自己获得自由,恰恰不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罪的网罗中。“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9-10)在教育领域,那些被世俗理性洗脑的教育者们用世俗理性控制人的思想,扼杀人格、败坏人心,阻碍人类认识真理、追求自由的脚步。他们不明白由于他们的无知,不但使他们自己失去了自由,而且又使更多的人失去了自由,他们的罪就在这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已经无可推诿了。“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路加福音11:52)在政治领域,因为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和世俗理性教育,主仆颠倒,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管家们非要将自己置于主人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在剥夺主人自由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历史无数次地警告过那些统治者,当窃国者把自己当成主子,将民众踩在脚下时,他自己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基督早已将这一真理告诉世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马可福音10:44)在科技领域,因为深受世俗理性的蒙蔽和对神恩典的忽视,人们只是将科技作为一种赚钱谋利的工具,而看不见它造福人类的一面。人类出于私欲滥用科技手段,本应造福人类的科技反而成为损害健康、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屠杀人类的凶器。基督关于爱人如己的教导早被抛到九霄云外,“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

      自由如此重要,现实生活中人类是如何追求的呢?实在讲,人类一切行为的本质目的都是为了自由。“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10]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自由,科技的真正目的也是自由,经济的真正目的还是自由。但是在人类真正认识真理之前,人类无法搞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人类以为追求的自由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伪理的陷阱,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这些都无法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这里顺带讲一下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并由此看出在真正认识真理前,那些所谓的思想、主义、理论、制度等等人造物都是让这个属世世界充满争执、争端和争战的原因。

      很多人将民主自由混为一谈,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前面讲过,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按照道德良知行事的内心意念和行动力,也称自由意志。而民主则是根据这种天赋的自由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方式,民主就个人层面而言注重的是人权,就国家层面而言注重的是主权,用启蒙思想家的话来讲就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权这个观念来自于自然权利,是每一个自由的人天生就具有的,不是某个人或组织或法律所赋予的。今天人权的概念的来历和形成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基督教里,人因为有着上帝的形像并得到上帝的爱,“神就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世纪1:27)和“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所以人有着高于世间万物的地位。而且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甚至是奴隶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10:34—35)“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基督教对人权的关注彰显在基督教对生命的关爱中,也体现在人道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基督信仰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首先在基督教世界之内,基督徒为了追求上帝和基督所赐予和许诺的自由、平等和永生,不断地与代表属灵世界的教会和代表属世世界的政府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争战。为了捍卫这天赋的权力,基督徒们付出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公认的第一份人权文件应当是《自由大宪章》,这是英国教士、贵族与自由民三方联合战胜封建君主的成果。此后欧陆也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权意识也从觉醒到模糊再到清晰。被称为“自然法之父”的格老秀斯将自然法从神法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了它保护自然权利的功能。与此同时,英国思想家们对人权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对人权进行了高度概括:人天生就应该享有某些不可让出的自然权利,如生命、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人造的,而是上帝出于创造者的恩典而赋予人类的。同作为清教徒的美国建国者们接受并发展了这种观点,在《独立宣言》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后随着英国《人权法案》、《独立宣言》、《美国人权法案》、《法国人权宣言》等有关人权法律文件的产生,使基督徒成为首先获得基本的、普遍的人权的人群。与此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基督教的影响力随着基督教国家的先进科技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权理念也随着这一影响力的发挥而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最早要追溯到西班牙神父拉斯卡萨斯在保护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倡导的关于人的自由平等权。因为基督教关于“神爱世人”及“世界一体,人类一家”的世界观,所以这一来自基督信仰的恩典无疑也惠及到了非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通过《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全世界的人们都获得了人权方面的恩惠,无论他是否认识到这一恩惠的来历,他都是这一恩惠的受益者。

      如果缺乏对真理的认知和信仰,就不会理解人权的内涵,自然也不会懂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更不会有什么自由的概念。所谓的民主只会是少数人领导下的多数人的暴政,这在人类历史上多有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古希腊民主共和国时期,在公民民主表决下,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希腊政府又通过全民表决企图赖掉国家的外债。古罗马的民主是嗜血的民主,不但亚非欧各洲的人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连真理的化身也被民主地送上了十字架。两千多年后,民主的意大利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这种民主实际就是多数人暴政的代名词。不要以为希腊人信仰东正教,意大利人信仰天主教,他们就认识真理。其实在两教分裂以前,基督信仰就已经因为基督教陷入误区而被人曲解,后来的历史演进只不过验证了这一真相而已。

      主权的概念来自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最早是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他出于削弱神权巩固王权的目的,主张君王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权力出让,这里也有圣经依据,在《圣经·撒母耳记上》中就有清楚地记载(撒母耳记上8:4-20)。神通过撒母耳告诉人,要单依靠神,不可依靠人。但是人的罪性使人蒙蔽了心门,放弃了神而选择了人。所以世俗君王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托付,君王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居于此种观点,霍布斯坚决反对君权神授论。在这种契约论的基础上约翰•洛克继承并发展了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将社会契约论融入了他的许多理论学说与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论》中。他认为政府的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拥护的基础之上,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即违背自然法原则时,如强迫人民做违背良知与理性的事)这种政府就应该被解散。“人民应该成为判断者,是人民对君主实行的委托……委托人给予了君主委托,当君主辜负委托时,人民有权利把它撤回。”[11]受清教徒理论影响的美国建国者们也接受了这种观点,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也写道:“……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话,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如何来判断什么样的政府应当改变或废除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没有富裕而政府官员先富了,就如园户抢了园主的葡萄园,那么园主就“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马可福音12:9)

      主权概念脱胎于人权,也即是说,人权是主权之母,没有人权就没有主权。民主就是由人权与主权两部分构成,而这两部分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由和真理的正确认知上。

      当没有真正认识真理时,个人自由是混乱不清的,人们无法分清什么是良心自由什么是行为自由,什么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良心自由,什么又是生命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行为自由,在这种情形下实行民主只能是一场灾难。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对民主他们有着清醒地认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民主是由欺骗、动乱和争斗组成的,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 美国的建国者们藉着对真理的认知,从最早移民美洲的“五月花号”上开始,他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民主必须是在认识真理和追求自由的前提下实行民众自治。正如《五月花号公约》里所写,“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发扬基督信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12]因为真正认识了真理,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正因为美利坚人民对真理的正确认知,人类在这个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想要移民的首选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基础上,这从清教徒创建哈佛大学之初的传统就可见一斑,“人文学科教育和神学教育之间没有区别,它们都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加尔文主义,其次是亚里士多德。”[13]这里的加尔文主义指的就是基督信仰,亚里士多德则指的是哲学。此两者的合一,正好构成了真理的基本内涵。人类认识了真理才有自由,民主才有真正意义。所以今人空泛地奢谈民主,引来的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就是变相的专制主义集权。

      人类自由的进程与民主一样也是充满曲折复杂、扑朔迷离的情节,根本无法作出一个准确的定论。但是今天世界的自由观来自于西方社会应当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下面来大致说明一下今日世界自由观是如何形成的?它到底与基督信仰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方人对自由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且时常是混乱不清的,远的不说,就说当今的欧美国家,有人以为自由是与民族的个性有关,“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14]如此一来,自由岂不成了英美国家的专利。在我以前的文章里多次谈到了英美国家引领世界的原因,(参阅《试论为什么近代议会制度首先诞生于英格兰?》等文)自由主义能够在英美国家成形并影响世界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够很好地保守住原始部落的民主传统,亦即保守住了自己的良心。此后又在基督信仰中发现了真理性,并将之与本民族的民主传统结合。即使后来民主传统遭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破坏,但是真理已经在人们心中傲然屹立,对自由的认知和向往已经不可动摇。欧洲大陆上的日耳曼人虽然更早地接受了基督信仰,但是在基督教被立为国教后,属灵方面一些人抱着个人目的涌入了官方教会,导致肤浅的信仰和异教迷信在教会中弥漫,基督信仰变得不再纯正;属世方面国家开始干预宗教,导致基督教世俗化,逐渐演变为政治的工具。原本引导世人追求自由的真理,却在世人的罪性下变成追求名利的工具。基督教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步入谬误。

      英格兰由于孤悬海外,却因为较少受到欧洲大陆人类罪性的污染而保持住了良心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起初来讲,绝大多数人都是淳朴善良的,这也就是原始人更加简单纯朴的原因。不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好,古罗马人也好,古埃及人也好,还是古中国人也好,起初人类没有被世俗化影响之前都是淳朴简单实在的个体。这时的人具有一颗未被污染的良心,凭借这颗良心,他们能作出最简单直接的判断。当英格兰七国时期,基督教传教士拜访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时,国王埃塞尔伯特对他们说:“你们所讲的话和所作的许诺十分美好。可是,因为它是陌生的和尚为确知的,我不能鲁莽地表示接受而抛弃长期以来我和所有英吉利人一直遵循的规矩和习惯。但是,因为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而且还因为我似乎觉察得出你们渴望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真实和美好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惹你们的麻烦。相反,我们将很有礼貌地接待你们,并仔细地给你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我们也不阻挠你们通过传道为你们的宗教信仰赢得尽可能多的信徒。”[15]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与古中国尧舜时期处于一个社会阶段。他们的良心和理性告诉他们,基督信仰并非坏事物。所以经过长期地观察和考查,传教士们的虔诚信仰和严谨作风赢得了英格兰人民的信任,而且当地人们发现,基督教信仰确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祝福,对人类属灵生命的提升确能带来好消息。于是,“在各个地区,教堂一座接一座地建立起来,人们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成群结队来到了教堂,听讲福音,国王也慷慨地捐出财产,划出土地,用以建造修道院。”[16]这是公元六世纪的事,时光穿梭一千多年后,英美国家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贫困偏远的云南省,在这里生活的苗族、彝族、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怒族等少数民族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他们仍然像前面讲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保持了一颗纯洁善良的良心。当英美国家传教士将基督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一千多年前英格兰发生的一幕重新上演,直到今天,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受到误解,但是那里的人们依然坚持他们的基督信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认识真理与良心和理性有关,而与民族、种族无关。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自由毫无疑问来自于英美国家,欧洲大陆那些谈论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是受同时期的英国宗教思想的影响。欧洲大陆基督徒的自由早在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之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应该是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之后开始的。这个过程比较纷繁复杂,千丝万缕纠缠不清。既有为真理的疾呼,又有为私欲的欢呼;既有为真理的牺牲,又有为私欲的苟且;既有为真理的辩护,又有为私欲的诡辩。随着教皇的帽子越变越高,基督教与真理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这中间有一个最诡异的现象,似乎人们很少注意到,那就是神学这个异端的变种,曾几何时吞噬了追求真理的哲学,而那些一心追求真理的基督教哲学家们纷纷被那些宗教狂热分子和教条迷信者们攻讦为异端,这就是基督教陷入误区的主要原因,也是基督教远离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繁琐,可能经历了几个世纪,当人们发现被世俗化基督教会认定为罪人的时候,已经被无边的恐惧和牢笼套死,再也体会不到真理带给人类的自由了。

      真理在中世纪的欧陆就是这样一种境况,追求真理的哲学家们虽然较之东方世界尚能在教权与政权之间苟延残喘,但是不得不仰人鼻息,在宗教迷信和专制主义这两大人类罪性的双重逼迫下几乎窒息。罗吉尔·培根为追求真理坐穿牢底,奥卡姆为追求真理越狱潜逃,约翰·胡斯为追求真理上了火刑架……追求真理的变成了异端,真的异端却化身成了“真理”。失去真理就失去了自由,人们常讲中世纪是黑暗的,原因就在于自由被宗教以伪理给剥夺了。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与当时的古代中国一样处于愚昧野蛮的黑暗时期,这时的基督信仰完全沦为宗教迷信,世人皆因人类的罪性而陷入不自由的处境。

      曾几何时,在远离欧陆的英格兰,却因为地缘优势保存了部分的自由和真理。1066年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借着他们悠久的民主传统和基督信仰保守着他们自身良心的自由。但是1066年威廉征服之后,民主传统受到严重地破坏,几乎整个英格兰都为外来入侵者所有。这个时候,英格兰的基督信仰开始发挥出巨大的自由守护作用。一方面,基督信仰维护着英格兰人民的属世自由,英格兰教会与英格兰的贵族和平民团结起来,为英格兰的自由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以《自由大宪章》和《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法文件签订过程中。1213年8月2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向伦敦集会的人群出示了一份早已被人忘记的亨利一世宪章,此后在斯蒂芬·兰顿的带领下,贵族和平民们开始向国王要求宪章所赋予他们的权力。1215年5月,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上帝和神圣教会军队”占领了伦敦,约翰王在走投无路下被迫接受了具有人类历史里程碑式的宪法文件——《自由大宪章》,这份宪法文件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开始,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有人说,亨利二世时期是法治的开端,其实不然,大宪章才是国王受到法律约束的开始,这是前所未有的。”[17]《自由大宪章》享有如此高的尊贵地位来自于它将“国王置于法下”原则成文化,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都予以法律规范化,使人类的上述自由在无法依靠看不见的良心后都能得到属世世界的法律保护。这无疑是在自然法消失后人类法治的一大进步。此后斯蒂芬·兰顿被罗马教皇召回罗马并免职,但是英格兰的教士们仍然支持他,并继续与罗马教廷抗争。这是真理在属世世界借着基督信仰引领人们不断地通过法律确权来维护人类良心自由的表现,也是英格兰人民坚持真理,追求自由的表现。

      如果说《自由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比较完整的宪法性文件,那么《美国宪法》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宪法。且不说制定宪法的55位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清教徒,但即使是这样也为了各自代表的州利益争吵地一塌糊涂。实在是没办法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从城里找来了一位牧师,每天一大早带领大家面对上帝做祷告,每天都把大家的良心自由唤醒一下,然后再开撕。就是这样在真理的不断地警醒下,55代表才勉强达成共识制定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不论是《自由大宪章》还是《美国宪法》,在它们的背后都能够看到真理的身影,看到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当人们每每感到今日世界总是由英美国家执牛耳时,可能考虑的都是属世世界中的各种缘由,恰恰忽视了最关键的良心自由问题。英格兰人民为了追求自由,通过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专制和英王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美利坚人民为了捍卫自由,通过反对国王不合理的征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主权国家。英格兰人民和美利坚人民其实是一国人,只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美利坚人民走的更远,获得的自由也就更多。正如英国保守主义传统之父埃德蒙·柏克所说,“殖民地人民是新教徒,这一类人的心智和观点是最难以屈服的。这一特征不光易于导向自由,而且本身就是自由得以生长的基础。”[18]这充分说明英美两国的人民是在基督信仰的引领下,由认识真理而获得自由并成为今日世界的自由之基。由此可见,英美国家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的翘楚,全在于他们对真理的执着和对自由的向往,这也正印证了基督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另一方面,基督信仰也维护着英格兰人民的属灵自由。英格兰教会受天主教和教会神学的影响较小,为英格兰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思想氛围。孟德斯鸠说“这个国家的人喜欢思考”,而自由地思考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欧陆的哲学家们为追求真理担惊受怕时,约翰·威克里夫却在牛津大学里批评教皇就是“敌基督”。“基督是真理,”他写道:“教宗是谎言。基督生于贫困,教宗为世俗的荣华富贵奔忙。基督拒绝世俗的主宰权,教宗追求它。”[19]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但是由于远居海外的英格兰,约翰·威克里夫只受到软禁的处罚,还能坐在家里将《圣经》翻译为英文,然后再由他培养的“罗拉德派”信徒走街串巷,将自由的福音送入千家万户。由此可见,追求真理的哲学不但在宗教信仰上维护真理不被世俗的迷信所蒙蔽,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在维护人类的自由上大放光彩。虽然约翰·威克里夫死后四十年还被罗马教廷掘墓焚尸,“罗拉德派”也受到残酷打击,但是自由的火种已经被深深埋下,直等到宗教改革的暴风雨来临。当清教徒革命燃起了冲天的烈火,英格兰的清教徒哲学家们又一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托马斯•霍布斯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反对神权至上的君权神授说。约翰•洛克再接再厉,提出了人民可以罢免君主的人民主权说。美国的建国者们更是在真理的驱策下将上述哲学家的理论直接变成了现实。人民主权原则、三权分立原则、政教分离原则一一在美国得以实现。如果不是出于良心的呼唤,不是出于对真理的执着和对自由的向往,我们无法想象人类何以会如此地接近真理,捍卫人类的良心自由。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基督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此后,英语国家一直在追求自由方面(包括属世自由和属灵自由)引领着世界的走向。今天,从《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件中也能够感受到英语国家对整个世界近现代自由观的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地巨大影响。

      说完国外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由” (自繇)这个词一般是指一种心性上的自我状态,用在个人身上显示的多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超然精神,如道家的“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思想就是对这种自由的一种理想描述。孙中山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出而作》歌,称作“先民的自由歌”,即是对这种自由思想的体现。“自由”一词用在集体层面显示的多为一种自由散漫的不合作态度,颇具贬义,如严复所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由上观之,中国古代所讲的自由与今天的自由观完全不同。那么古代中国人一直为什么而活呢?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简单地为了一日三餐而活。不愁吃穿、境界高点儿的人可能会为了民生而活。但是由于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愚民教育,即使这些人也未能摆脱愚忠愚孝的禁囿,沦为专制主义的奴隶。这方面典型的有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人,他们都以忠君爱国作为人生目标,结果却都成了专制主义的牺牲品。庄子早就看出“窃国者诸侯”的道理,那些称孤道寡的人不过都是一些假借“君权神授”名义的“贼”而已。孟子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但是世人都被“三纲五常”这样的专制主义教条给愚昧了,放着主人不做,偏偏要找一个靠山来依附,结果最终沦为他人的奴隶。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圣经·撒母耳记上》中就作了清楚地说明。当人类放弃了神而选择了人,就意味着人类忘记了生命的出处,就会沦为人的奴隶。历史反复地告诫世人,当园主忘记了自己的“天职”,[20]只想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时,他们就会沦为奴隶,如封建君主专制下的臣民。园户就会滥用他的代理权而变成“贼”,如封建君主。四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在专制主义伦理纲常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奴隶生活。

      曾经在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还不很强大时,华夏社会还出现过一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盛世。那时出现的上百种学说里有一种学说最可能产生出“自由”的概念,就是墨家学说。它既不像道家学说那样因为形而上的无为观而注定与属世的行为自由无缘,也不像儒家学说那样缺少对形而上世界的认识而只关注属世世界的行为自由,却忽视了属灵世界里的良心自由。墨家学说既对属灵世界的事表示重视,即“尊天”、“事鬼”、“非乐”、“非命”等,这涉及宗教信仰;又对属世世界的事极为关注,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等,这涉及自然理性。墨家学说最后的衰落,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既未树立起人们心中对上帝的纯正信仰,又未能建立起一门自然理性的哲学思想,最关键的是不招专制主义统治者和世俗理性控制下的民众赏识,所以其消亡都在情理之中。另两家可与之并肩的道家和儒家学说,由于道家过于重视形而上的良心自由而成为一门玄学,脱离开属世世界,最终沦为了一门与佛教混杂不清的迷信术数。而儒家则是只注重形而下的属世世界,对搞不清楚的属灵世界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儒家学说因为缺乏对属灵世界的认识,必然终为属世世界所困。由于缺少良心自由的引导,不但只能成为一门形而下的属世学问,而且最终沦为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在秦统一六国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达到鼎盛,此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过是专制主义集权的一种表现。悲哀是的是古中国哲学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中华文明从此开始了不断地恶性循环,再就没有进步过。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专制主义恶梦。

      自由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上,中国人不明白自由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被专制主义者篡改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的信仰混乱。中国人对哲学的思考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专制主义者蛮横地打断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失去良心辨识善恶和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至于专制主义者本身也因为良心亏欠和理性欠缺而沦为这种愚蠢行为的受害者,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否认别人拥有这种权利(自由思想)的人,实则沦为自己当前观点的奴隶,因为他剥夺了自己改变看法的权利。”[21]在这种信仰混乱和理性欠缺的蒙昧状态下,中国人要想找到真理,真正是天方夜谭。不断地受人愚昧再去愚昧他人,由此而形成的世俗理性化身成为“伪理”,这种“伪理”在世人混乱的头脑中逐渐以真理自居,整个社会都是围绕着这种“伪理”运转。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影响,这种伪理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典型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的自私自利使中国人无法认识和理解真理的无私和利他,无法接收基督信仰的三观,也多次使国人与真理擦肩而过。我曾有过多次与国人交谈的经验,每每面对他们的振振有词和理直气壮,总是无言以对。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下,他们的世界观不能说是不对,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不能生存下去对一个没有认识真理的人来讲就可能什么都失去了意义。所以中国人就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南辕北辙,为追求眼前的短暂的行为自由而丧失了长远的永恒的良心自由。这就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根源,“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3:19)

      今天中国人所讲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意识形态里的自由是直到近代才从西方文明中引入的,梁启超在《说自由》一文里讲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这才是中国人认真思考自由含义的开始。但是由于人类罪性的强大,国人对真理的认识还很肤浅,至今自由依然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距离进入人们的内心和灵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世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导致不认识光反而怕见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5)上帝藉着基督将真理显给世人,我们唯一该做的就是向他敞开心扉,按他教导我们的福音去做,我们就必能得到我们久已失去的生命自由。“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不认识真理的人就不会有自由,在他们做那些昧良心的事时,人的良心被丢弃了,自然理性被蒙蔽了,只剩下赤裸裸的世俗理性或奴性。人如果活成那样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在专制主义长期的高压控制和世俗理性长期的歪曲误导下,世人出于对暴力的恐惧和愚民教育养成的自私麻木,完全失去了对自由的认知和追求。人真地可以被训练成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的是,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出卖自己的朋友乃至亲人。在中国历史上,因为专制主义不停地摧残和杀戮,人类灵魂对自由的向往真地近乎熄灭了。世人们只是依着内心里朴实的善维持着日常的生活,连什么是自由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书本里,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君为臣纲”、“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吾皇万岁万万岁”、“奴才给主子请安啦”等等话语,人的脑子里全是这些奴性的糟粕意识。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如此,据说当林肯总统颁布废奴令时,很多黑奴是反对的,因为自由是什么?对此他们全无概念。自由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更不能当钱花,那要自由做什么呢?人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他可以借着内心中的良知分辨出善与恶,真与假,并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由此人类与动物划出了界限。但是当人类最初的善在恐惧和自私的念头下被现实一次次击得粉碎,人的良善就渐渐变得麻木了。人出于自己的肉体情欲和世俗理性渐渐失去了分辨善恶的能力,失去了选择真理的自由。人没有了自由,就无法做出选择,人也无法就自己的生命意义向上帝负责。原本为提升属灵生命的人类就这样逐渐被罪恶捆绑,沦为罪的奴隶。自由这一天赋的权利,就在人的罪性中迷失。上帝原本给人准备的是天国,但是人因为自己的罪反而走向了地狱。上帝没有坐视不理,祂藉着基督降世将天国的福音重新向世人宣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9:35)。但是人因为自己的罪,非但不接受真理,反而想要杀了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约翰福音8:40)自由藉着真理重新来到这个世间,这一次它藉着福音永远留在了人间,随时等待着那些具有属灵智慧和勇气的圣徒认识它,并藉着它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引领世人走向自由。基督将真理带给了人类,同时也使人类获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认识了基督的真理性,就能获得来自天国的信息,就拥有了选择天国的自由。这一天赋的自由重新降临世界,完全得益于基督舍身救赎的大恩。

      自由是何等的宝贵,两千年来基督教世界的哲学为人类创造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政治为人类创造出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教育为人类创造出自由独立的大学之魂,经济为人类创造出自由的市场经济,科技为人类创造出更方便舒适的物质生活,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真理,获得自由。如果人类只是使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去享受属世生活,那就真正忽视了上帝赐予人类这些恩典的本意,就还将被私欲捆绑,沦为罪的奴隶。人有了自由,可以追求短暂的属世生命,也可以追求永恒的属灵生命,这全取决于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真理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认知、理解和接受的,有人讲物质的富裕导致人类趋同,其实物质贫乏时人类大多也是趋同的,这源于爱智慧的人少,认识真理的人更少。形而下的属世世界永远是被世俗理性捆绑的多数不自由者的首选,而形而上的属灵世界只是少数信仰纯正并具有自然理性者的自由之选。“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4)

      人生在世,真理难识,自由难得。不认识真理的人,往往就会随着绝大多数人的脚步走向通往地狱的大道。人类追求民主法治、科学进步,发展经济,普及教育,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提高人类自身的整体素质,让人类争取到更多的自由。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岂是为了让世人轻慢挥霍,它实在是为了让世人更多地领会生命的本意,利用这一世的机会努力提升属灵生命,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向上帝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那些迷信的教条神学和无知的唯物主义理论,搅扰尘世,暗昧人心,罪性曾借着这些邪恶力量统治世界,人类灵魂深处的良善几乎被逼地无立锥之地。但是当真理之光来临时,神的恩典也将来临,黑暗将被光明驱散,真理的光芒将普照大地。人灵魂之中的良知会复苏,理性会得启蒙,良善和诚实将重回人心。人不会再为那无益的肉体奔波劳碌,人将会重新认识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6:63)为了自己的灵魂能踏上那主的国度,重回主的怀抱而努力学会属天之爱。这爱是属灵的,它爱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只有真正明白了属天之爱的人才会真正明白生命的奇迹,进而认识真理,重获自由。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不认识真理就没有自由可言。正如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诚如斯言!


[1]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17页。

[2] 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 哈罗德•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4] 《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138页。

[5] 林语堂,《信仰之旅》,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下册,第590页。

[7]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9页。

[8] Locke, John.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p.57,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9] 《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138页。

[10] 《神学政治论》,第276页。

[11] 约翰•洛克,《政府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12] 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3] 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

[14] 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15]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5页。

[16] 《英吉利教会史》,第155页。

[17]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18] 《自由的基因》,第244页。

[19]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20] 基督教“天职”简单说是“上帝安排的任务”,“一种终生的工作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各种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都是通过服务人来荣耀神。劳动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只有虔诚敬业才能得神祝福。

[21]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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